輝達北士科與圖利罪：當「國家發展」遇上「防弊文化」
最近輝達進駐北士科的新聞炒得火熱，連朋友聚會都成了熱門話題。大多數人一面倒批評台北市公務員「迂腐、無作為、妨礙國家發展」，彷彿只要「行政加速」就能帶來產業奇蹟。 但我倒想起一句大陸網友的「為官守則」： 東混西混，一帆風順；苦幹實幹，撤職查辦。 聽來諷刺，卻在台灣的防弊文化中，不無道理。 防弊文化的副作用：人人怕被關 在我實務經驗裡，台灣的公務員確實常陷入這種兩難。因為 圖利罪的構成要件，只看「客觀結果」不看「主觀意識」 。也就是說，哪怕你出於好意，只要「讓人得到利益」，就可能觸法。 一個監所管理員請受刑朋友抽根菸，一名清潔隊員把民眾丟棄的二手電鍋轉送給弱勢老婦，都曾被判刑數年。這樣的制度邏輯，讓基層公務員寧可「不做、不錯」，久而久之，整個行政體系自然僵化。 制度理論的觀點：防弊文化的系統性困境 社會學家麥可．李普斯基（Michael Lipsky）提出「 街頭官僚理論（Street-Level Bureaucracy） 」，指出基層公務員在面對民眾需求與法規限制時，常必須自行裁量，甚至違法以求務實解決問題。這種「實務與法令的落差」，若沒有制度性保護，反而會讓第一線人員承擔風險。 而政治學者赫布納（Hubner）也提醒，防弊文化若過度強調「不犯錯」而忽略「創造價值」，最終導致的結果是行政效率崩壞、責任文化轉為恐懼文化。這正是台灣行政體系長期以來的縮影。 北士科案的弔詭：興利與守法的拔河 這次輝達北士科案，金額動輒上百億。如果整個行政程序都為了「輝達」量身訂做，那從法理上看，的確可能構成「特定廠商圖利」。但若嚴格依法審查，又會被罵成「拖國家後腿」。 國家要發展，但公務員更怕被關。 行政學上稱這種現象為「 風險轉移行為（Risk Shifting） 」──當制度風險無法由組織吸收時，個人自然會採取保守與防衛的策略行為。 誰該表態？制度沉默下的空白 新聞火燒法務部，司法院卻靜悄悄。社會輿論只談「招商」與「效率」，卻鮮少問一句： 法律底線要不要為產業彈性而改變？ 或更根本地： 我們希望公務員做事時，靠的是膽量，還是制度？ 這裡可引用公共倫理學中的「 價值衝突理論（Value Conflict Theory） 」。在政策推動中，往往存在兩種價值：防弊（Integrity）與興利（Efficiency）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