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休不能教書？台灣法規正把學者往外推

✍️ 作者：50歲退休練習生｜專注於股息投資與現金流規劃

現行法規限制退休公務人員在大學兼課的收入不得超過最低工資，原意雖為防堵雙薪亂象，卻在實務上造成學術資源流失與教育品質受損。當學者被排除在教學舞台之外，學生與社會也一併失去寶貴的傳承機會。面對高齡社會與教育危機，我們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更新與人才資源的再活化。

一、制度的起點：善意防腐，卻誤傷教學現場

這項限制來自於《公務人員退休法》與相關函釋，其初衷是防止退休高官回鍋政府機構、同時領取退休金與高薪職位，造成「雙薪肥貓」的道德爭議。

然而，這條規定被一體適用到所有退休公務人員，不論他們是否回任行政機構，甚至只是擔任大學兼任教師，也一律限制月收入不得超過最低工資（目前為28,590元）。

這樣的結果，是把願意繼續貢獻的學者、專業人才，硬生生推離講台與教學現場。

二、被制度推離講台的知識工作者

一位資深教授退休後受邀至國立大學兼課兩門研究所課程，每月鐘點費原可達四萬元。由於收入超出規定，他被迫放棄兼課，改為接海外線上演講與顧問案。

看似個人選擇，實則是整體教育資源的流失：

產學經驗豐富者難以補足新進教師經驗的不足。

願意教學的退休專家因限制過低而婉拒邀請。

高教經費緊縮下，退休師資原可成為穩定力量，卻反成制度棄子。

三、教育現場的無聲損失：學生與學校共同承擔

這條規定的真正受害者，不只是退休學者，而是整個教育現場與下一代。

第一，學校端無法靈活排課。許多冷門專業或偏鄉大學師資不足，退休學者本可補位，卻被迫排除在外。

第二，學生失去向資深學者學習的機會。那些兼具產業實務與學術視野的教授，正是學生職涯與研究路上的明燈。

第三，新進教師負擔沉重。少子化下教學名額凍結，他們除了研究、行政，還要承擔額外教學量，長期下來不利發展。

四、高齡社會的悖論：鼓勵再就業，卻限制貢獻

台灣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，政府一邊提倡「活躍老化」、「中高齡再就業」，一邊卻用僵硬制度限制退休人員發揮。

退休人員若兼課超過最低工資標準，需停發或扣減退休金，等於被懲罰。

更諷刺的是，政府又鼓勵延後退休年齡、參與職場，但不肯鬆綁教學的參與條件，顯示制度設計早已跟不上社會變遷。

五、國外怎麼做？我們該思考什麼？

在日本，退休教授可繼續以名譽職位或客座身分參與教學，不影響退休金。

在新加坡，退休人員可以兼任顧問、講師，依實際所得課稅，不設限。

德國甚至將退休教授納入國家培訓與教育資源整合計畫中。

香港則有高齡再聘制度，保障教學貢獻與退休金並存。

這些制度的共同特點是：信任專業、彈性管理、鼓勵貢獻。與此相比，台灣現行制度顯得格外保守與缺乏彈性。

六、如何改革才合理？我們的建議

我們不否定防弊的原意，但制度應與時俱進。以下是幾項建議方向：

區分行政回任與學術兼課：真正需要限制的是行政權力結構的濫用，教學行為應有彈性。

將教學視為特殊貢獻：比照一般兼任教授標準發給鐘點費，不設上限。

設合理收入天花板：例如每月不得超過十萬元，而非現行死板的最低工資。

導入公開申報制度：透明揭露兼課時數與酬勞，保障社會信任與資源公平。

七、我們要的不是雙薪，而是雙貢獻

退休不該等於退出。很多學者、醫師、工程師，在退休後仍希望為社會盡一份力。制度若以「防弊為先」而犧牲了貢獻動能，那不是保護社會，而是限制社會的成長。

知識是社會資本的一部分，退休學者的經驗、視野、品格，都是教室裡最難複製的資源。

這些人不是來搶飯碗的，而是來「傳飯碗」的。

八、結語：讓知識的火炬繼續傳下去

如果制度看不見人，只剩規則，那社會的進步只會卡在「擔心被罵」的僵局裡。

退休學者願意再上講台，是社會之福，不該變成法律的問題。

讓願意教的能教、想貢獻的有舞台，這才是高齡社會該有的溫度與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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