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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治理與比較法的城市漫步

黎明前的城市街道依然昏暗,只有路燈投下長長的影子。我在巷口喝著還有餘溫的咖啡,看著另一名外送員騎著電動車經過。他的動作熟練,但眼神中隱藏著疲憊。我不禁想,如果把這座城市當作一個巨大的制度實驗室,平台、外送員、消費者、法律之間的互動,就是最生動的案例。 一、制度主義的視角 制度主義告訴我們,規則與結構塑造行為,而不只是個人選擇。對外送員而言,平台算法、派單制度、評分規則,都是無形的制度力量。歷史制度主義進一步強調,現行制度是長期演化的結果,過去的政策選擇形成了「路徑依賴」,影響今天的外送員報酬與勞動保障。 理性選擇制度論則提供另一種視角:平台、外送員、政府、消費者之間是互動博弈。平台希望最大化利潤,外送員希望獲得穩定收入,政府希望兼顧勞動者保障與產業發展,而消費者追求合理價格。每一方的策略都受到制度框架限制,結果往往不是單純「好」或「壞」,而是一種平衡或折衷。 例如,勞動部預告的《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》草案,要求平台為外送員投保第三責任險、意外險、職災保險,並規定時薪不得低於最低工資1.25倍(約245元)。制度的設計雖然明確保障最低收入,但未充分考慮配送距離、等待時間等差異,這種「公式化保障」在制度理論中稱為「有限制度干預」,即制度給予基本框架,但仍留給行動者調整空間。 二、比較法觀察:歐盟與西班牙 我曾經讀過歐盟對平台工作者的報告,標題冷冽而嚴肅:「Platform Work in the EU: Fairness, Transparency, and Social Protection」。報告指出,歐盟多數國家正將外送員重新分類為受勞動法保障的員工,並規定最低工資、工時限制、社會保險義務。這種做法背後,是一種制度調整:將外送員從灰色地帶拉回勞動法框架。 西班牙的「Rider Law」則是一個鮮明例子。2021年起,西班牙明文規定外送員應被認定為員工,而非自由工作者。平台需負責職災保險、社會保險費用,並承擔最低報酬義務。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外送員的收入與保障直接受到法律保障,而非單純依賴平台意願或消費者選擇。 想像一下巴塞隆納的夜晚,街道上同樣是電動機車穿梭,但外送員的心情與台灣不同。他們不必為意外擔憂,也不必用每單收入計算是否值得冒險加班。制度的力量,像一盞燈,照亮了職業的不確定性。 三、日本平台規範的細膩設計 ...

她說「給我一點錢就好」——一場便利商店裡的婚姻崩解實錄1

  ——便利商店裡,我聽見一段婚姻的崩解 有時,一段婚姻的結束,不是吵架、也不是淚水,而是便利商店裡那句輕描淡寫的:「我想離婚。」 一場偶遇,在統一超商的午後 那天下午三點,我帶著筆電、點了一瓶麥香紅茶,坐在統一超商靠窗的位置。外頭的太陽炙熱得像要烤化整座城市,店裡的冷氣卻穩定而寧靜。那是我最喜歡的時刻——人不多、音樂輕柔,彷彿世界都慢下來。 我原本只是想寫點文章,順便躲避暑氣。誰知道,那個平凡的下午,竟成了我多年後仍會記起的瞬間。 就在我準備打開文件的時候,隔壁桌坐下了一對夫妻,看起來三十多歲。兩人都帶著職場人的疲憊神情,女人化著淡妝,男人穿著襯衫,袖子捲到手肘,看似談公事,卻在開口的那一刻,打破了整個午後的寧靜。 「我想離婚」——冷淡而決絕的開場 男人語氣冷靜,幾乎沒有情緒地說出那句話:「我想離婚。」 女人沉默了幾秒,聲音輕得像怕驚動空氣:「你又外遇了嗎?」 他只是點頭,淡淡地說:「我不想再演了。」 那不是第一次。從對話的片段裡,我聽出這場戲碼早已重播過多次。她早已熟悉劇情,而他,也早已練就無懈的冷漠。 他說這話的時候,眼神沒有停留,像在陳述天氣:「今天下雨了。」語氣裡沒有一絲愧疚,甚至帶著一點如釋重負的輕鬆。她垂下眼,指尖在桌上無意識地摩挲,彷彿那張便利商店的桌子成了她最後能抓住的現實。 「有時,愛情不是被背叛擊垮,而是被一次次的冷漠磨平。」 她不是不想放手,只是想留下點尊嚴 「我可以同意離婚,」女人輕聲說,「但你要給我一些錢。」 她的聲音很穩,沒有哭,沒有吵。那不是威脅,也不是索求,而是一種殘存的自我保護。也許她早已放棄愛情,只想為自己留下一點生活的保障——那是尊嚴的底線。 男人卻冷冷回答:「我不會給妳一毛錢,不同意就法院見。」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,頭也沒抬,手裡還轉著手機。那一刻,我看到的不只是婚姻的破裂,而是人性的萎縮。感情走到盡頭時,最令人心寒的,往往不是背叛,而是這種「一切都不再重要」的表情。 「她的撒嬌,不是討愛,而是懇求一點補償。」 她的語氣變得柔和,甚至帶著一點撒嬌:「你就給我一點嘛,就當我這些年照顧你……」 那句話裡沒有威脅,只有哀求。那是許多女人在長年關係裡的縮影——習慣了退讓、習慣了體貼,甚至在失去愛時,依然用柔軟的語氣請求對...

赤峰街散步:從單店到聚落,城市裡的小而美如何說故事

作者:50歲退休練習生 • 發表於:2025-11-21 • 類別:城市觀察 / 文創 / 零售 從台北捷運中山站的地下街上來,走過幾個轉角便會遇見赤峰街。這條不長的巷弄,既不是商業地圖上的重點,也沒有顯眼的旅遊招牌;然而走在裡面,你會感覺到一種細膩的節奏——店面小,主題明確,人聲少而溫度高。赤峰街不是一夜成名的概念店集中地,而是一個累積出來的「聚落」,由一間間專注的小店、由老屋慢慢改造而成的空間、由選擇在此生活與工作的創作者構成。 金句: 「特色,不是單店撐起來的;它來自街區裡每一個小小的決定——一盞燈、一張海報、一把剪刀。」 我在赤峰街看到的:人與物的溫度勝過貨架的豐富 赤峰街上的店家多為個人或小型創作者組成:手作皮件、選物店、主題雜貨、復古攝影館與具明確風格取向的美髮工作室。商品數量不多,但每一件都反映了店主對材料、形式與生活美學的持續取捨,彷彿在有限空間中進行微型策展。這種高度個人化的展示,讓日常商品被重新置入一種可閱讀的城市語境,使路人在逛街的過程中自然放慢速度,像在穿越一連串小型的文化場景,逐步理解城市如何被生活創作所塑形。 與附近南京西路那樣以品牌專櫃、系統化展示為主的商圈相比,赤峰街的體驗是一種「被邀請進入創作者世界」的感覺,而不是走進品牌設計好的展示場。這種差異,不只是風格而已;它關乎空間如何被使用、社群如何在空間上延續、以及人與城市如何互為他者。 理論視角一:第三場所(Third Place)與街區的社會功能 Ray Oldenburg 所說的「第三場所」,指的是家之外、工作之外,那些能提供社交、交流與鄰里認同的公共空間——咖啡館、理髮廳、書店、酒吧等。赤峰街上的小店在某種程度上兼具第三場所功能:它們開放、平易近人,允許陌生人短暫停留,也讓熟客彼此互相認識。 例如,一間小小的選物店,店主會記住常客的口味;一家咖啡館的吧台可能成為創作者互相交換想法的場域。這些看似零碎的互動,累積成街區的社會資本:人與人的信任、故事的傳承以及對空間的歸屬感。 理論視角二:創意階級(Creative Class)與地方吸引力 Richard Florida 的創意階級理論告訴我們:創意人才會被多樣性、包容性與高密度的文化場景吸引。赤峰街提供的不是單一消費...

健保補充保費無上限:政策試探、資本博弈與社會觀察

最近,立委賴士葆提出「取消補充保費上限」的建議,衛福部長石崇良笑著回應:「眼睛都亮了,晚上一定很好睡。」這句話立刻在社群與媒體引發討論,有人支持,有人憤怒,也有人調侃。表面上,這是健保財務問題,但深入觀察,它揭示了更複雜的社會、政治與經濟運作模式。 一、政策試水溫:從提案到輿論測試 政治學上,這類提案屬於典型的「政策氣球」(trial balloon)。目的不一定是立即執行,而是測試社會反應、觀察民意以及股市和資本階層的態度。政策氣球通常有幾個特徵: 立委或政客提出,而非行政部門主動發起 部門回應模糊,保留彈性空間 媒體報導放大,引發社會討論 政府觀察反應,再決定是否推動 在這次事件中,石部長的「眼睛亮了」只是情緒性回應,並未承諾政策執行,保留了充分空間。這是一個典型的「民意前置化」策略(pre-legitimation),先創造討論空間,等社會態度明朗後,再決定下一步行動。 二、財務理由只是表象 新聞報導提到,取消補充保費上限後,健保每年可增加收入約 4800 億元。然而,財政學與稅務設計告訴我們,這只是理論上的最大值。實際執行中,資本家可能透過減資、借券避息、法人結構轉持股等方式降低實際負擔。換句話說,財務理由僅是政策的包裝,真正的考量是政治可行性與社會承受度。 此外,拉弗曲線(Laffer Curve)提醒我們,課稅過高可能導致收入下降,因為資本會尋找避稅或轉移的方法。政策設計若不考慮資本行為的反應,很可能落空。 三、資本階層與散戶:利益不對稱 網路上對此議題反應激烈,散戶憤怒、支持者鼓掌,但政策真正受影響的,是大股東、家族控股及金控集團。散戶雖多,但組織化低,影響力有限;大資本家雖少,但資源、法律、政治連結充足。曼瑟·奧爾森(Mancur Olson)的《集體行動的邏輯》指出,少數人利益大時,更能左右政策,這正是此案的寫照。 羅伯特·達爾(Robert Dahl)提出的多元菁英理論也表明,政策結果通常是各種菁英團體角力的產物,而非單純反映全民意志。補充保費無上限的議題,本質是菁英利益、民意壓力與政府策略的交錯運作。 四、網路輿論的功能 社群網路上的激烈討論,看似影響政策,但實際作用更多是情緒指標。散戶的情緒被放大,政府藉此觀察社會對富人課稅、股市波動與公平議題的敏感度。網路討...

台積電股價狂飆背後:誰在炒作?誰在信仰?

台積電近期的股價飆升,不僅反映企業價值,更揭示了資金與情緒交織的市場劇場。當理性讓位於流動性,投資者追逐的不只是報酬,而是一場集體信仰的盛宴。 當資金比基本面更有信仰:從台積電狂潮看市場的集體意識 副標 :當理性讓位於情緒,市場成了信仰的劇場。 這陣子,只要有朋友聚會,話題總繞不開一檔股票——台積電。從退休族到年輕工程師,大家都在討論它的股價,彷彿這家公司不只是企業,而是一種「全民信仰」。 一位朋友在聚會中說了一句話,讓我印象深刻: 「資金炒作股價,不在乎它是不是績優股或牛皮股,只要題材夠熱、有知名度,火就能燒起來。」 這句話,道出了現今市場的核心邏輯——在流動性氾濫的時代,股價漲跌往往不是基本面說了算,而是「資金」與「情緒」的共振。 一、資金行情與基本面行情的分水嶺 在傳統的金融理論裡,股票價格應該反映企業的獲利能力與未來成長預期。然而,當市場資金過剩時,理論常常輸給現實。這種情況被稱為「資金行情」(liquidity-driven market)。 舉例來說,2025年以來,市場對半導體產業的預期被重新定價。台積電在短短三個月內上漲超過25%,外資持續買超數週,散戶也跟進湧入。此時股價漲勢早已超越獲利成長速度,而成為一種「資金動能的體現」。 這就是資金行情的特徵——當市場上的錢太多,投資人不再尋找低估的股票,而是尋找「會漲的股票」。 二、媒體與「敘事經濟學」:當故事比數字更有力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Shiller 提出的「敘事經濟學」(Narrative Economics)指出: 影響市場的,不只是數據,而是故事。 一個吸引人的敘事,能讓投資人集體相信未來會更好,進而推高價格。 台積電的故事太完美了:AI浪潮、晶片霸權、護國神山——這些詞彙共同編織出一場國民級敘事。媒體每天播報、短影音推波助瀾,市場心理因此形成「自我實現預言」。 當越多人相信它會漲,它就真的漲。這不是基本面,而是信仰經濟。 「價格不只是反映價值,而是在講故事。懂故事的人,往往比懂財報的人賺得更多。」 三、羊群效應與FOMO心理:資金的情緒流向 行為金融學中有兩個重要理論: 羊群效應(Herd Behavior) 與 FOMO心理(Fear of Missing Out) 。前者讓...

高齡化下的新財富陷阱:信託掠奪與制度失靈

個人財務防禦力 「當我們最需要保護的時候,往往已經沒有能力被保護。」 今天老婆的朋友看了一段短視頻,是一位律師在教導「已婚未育」或「終身單身貴族」如何利用信託專戶來保障自己失智後的權益。我聽了,只淡淡說了一句:「人一旦失智,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。那些信託專戶,到最後恐怕只是銀行的資產。」 信託的設計初衷,是為了在意識清醒時,先替未來的自己預留一份保障。但殘酷的是,當一個人真正失去判斷力的那一刻,所有法律條文、契約設計,便成了紙上談兵。法律能保障的是權益,卻無法保障「執行者的良心」。 而在現實世界裡,這樣的「失智保障」反而成了另一種誘人的獵場。詐騙集團與某些不肖律師、銀行職員或社福機構人員,會以「協助管理資產」、「確保生活品質」為名,接觸那些仍有財產但逐漸喪失行為能力的老人。他們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帶,設立信託、偽造授權,甚至操控簽署文件,在老人完全不明白的狀況下,讓財產合法地流向自己人。 社會學家稱這是一種「制度型掠奪」(Institutional Predation)。在這個框架下,法律不再是保護弱者的盾牌,而成了強者的利器。當制度被設計得過於複雜、過於技術化,一般人就失去了理解與監督的能力,於是信託專戶反而變成一種合法的掏空工具。 信任的幻覺:當制度被利用 心理學理論指出,人類傾向於在「不確定的未來」中尋求穩定感,這使得我們容易相信「制度性保證」──只要交給專業人士處理,就能放心。可是,當我們把信任外包出去,也同時交出了控制權。對失智者而言,這等於自願放棄未來的發言權。 在許多實際案例中,家屬直到老人過世後,才發現戶頭裡的信託資產早已轉入第三方名下,甚至連銀行內部都「依法行事」。因為對銀行而言,只要文件齊全、程序完備,就無違法問題。這種「合法的不義」,正是現代社會最危險的陷阱。 法理與現實的鴻溝 法律學者指出,當事人失智後,雖然可由監護人代理,但若監護制度本身遭濫用,就會出現雙重掠奪:財產被信託架構鎖住,同時監護人可能與外部人士勾結。這種情況在日本與台灣的高齡社會皆已出現,例如有律師、照護機構及銀行員串連,以「專業代管」名義轉移財產。 這也說明了,為什麼「信託」並非萬靈丹。它的運作依賴執行者的誠信與制度的透明,而非契約條文字面。當執行者缺乏道德約束,契約就成為掠奪的外衣。 ...

從露營車衝動到股市追高:情緒如何主宰理財?

  露營車短劇與股市人性:我們買的其實是希望 🪞 文摘摘要 露營車短劇讓人心動、股市上漲讓人衝動。兩者都不是理性的選擇,而是人類被「希望」牽引的情緒反應。本文透過前景理論、多巴胺效應與敘事經濟學,揭開我們如何在生活與投資中,不斷重演「情緒買入、理性退出」的循環。 🎬 一、當露營車出現在螢幕上,我們看到的不是車,而是逃離現實的自己 滑開短視頻平台,總會被那類「一台露營車、一對情侶、山海為景」的短劇吸引。 鏡頭裡有陽光、有音樂、有自由;車門一開,彷彿世界都變得柔軟。 明明知道現實裡的露營車在台灣寸步難行、停車麻煩、法規繁瑣,但心裡卻湧起一種莫名的渴望——「好想買一台來玩玩」。 這不是單純的消費衝動,而是一種心理補償。 在被日常工作、房貸、照護、責任壓得喘不過氣的生活中,我們渴望一個「可控的逃離」。 露營車的廣告不在賣車,而在賣「可以暫時不當自己」的權利。 💬 金句: 行銷不賣產品,它賣的是「想成為那個樣子的自己」。 行銷學稱這種現象為「情感共鳴式行銷」(Emotional Resonance Marketing)。 人們不是因為需要而購買,而是因為某個故事喚醒了情感。 這正是心理學家丹尼爾·卡尼曼(Daniel Kahneman)所說的「快思系統」在作祟——它迅速、直覺、情緒化;在我們意識到之前,已經下了判斷。 📈 二、股市人性:恐懼與貪婪的循環遊戲 露營車短劇讓人想買車;股市上漲讓人想買股票。 兩者的心理機制一模一樣——情緒先行,理性滯後。 在股市下跌時,大多數人想逃;在上漲時,又忍不住追。 這正是「恐懼與貪婪」的雙軌心理。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(Amos Tversky)提出的「前景理論(Prospect Theory)」指出: 人對損失的敏感度是獲利的兩倍。 也就是說,我們對「賠錢」的恐懼,遠遠大於對「賺錢」的期待。 因此當股市下跌,我們寧可止血離場;而當股市上漲,我們又害怕錯過。 這就是行為經濟學中著名的「FOMO效應」(Fear of Missing Out)。 害怕錯過機會,其實比害怕虧損更難抗拒。 短視頻帶來的露營車幻想,和股市的暴漲新聞,本質上都是多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