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社會觀察】不到五元的貪污，卻要坐牢？貪污治罪條例下的基層地獄
前言：我們要什麼樣的正義？
在法治社會裡，「清廉」一直被視為不可動搖的價值。而為了防堵貪瀆，《貪污治罪條例》被制定為打擊權力濫用的利器。然而，當這把利器不再劍指權貴、反而直指基層，當法律機械地執行、忽略比例原則與人性考量，我們是否該反思：這樣的制度，還是正義嗎？
本文並非為違法者開脫，而是希望社會能看見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當法律從保障公平正義，轉為懲處無權無勢的基層公務員，我們是否已讓正義的天平嚴重傾斜？
一、法律的初衷與現實的落差：當貪污不再只是權貴的遊戲
《貪污治罪條例》設立的原意，是針對「貪官污吏」──那些利用職權中飽私囊、傷害公共利益的高階公務員。然而，現實中卻充斥著大量「基層貪污案」，而這些案子往往金額微薄，甚至沒有實際利益交換，只是基於人情、方便或無知。
例如：
台北市萬華清潔隊的夫妻，將報廢桌椅送給拾荒阿嬤，被判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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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讓民眾更換報廢機車零件，被依圖利罪判刑一年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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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所管理員送香菸給收容人，被判一年三個月徒刑與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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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案例背後，沒有收賄、沒有圖利自己、也沒有權錢交易，卻因為職務相關行為「使他人得利」，而遭重判。這樣的法律適用，與原本設計打擊重大貪腐的精神，已背道而馳。
二、「圖利」的濫用與罪刑失衡的現象
根據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6條：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行使職務上之行為，意圖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...」問題在於，「圖利」的界定過於寬泛。
沒有不法對價、沒有金錢流動、甚至沒有明確目的，只要行為上構成「使他人得利」，就被視為構成要件。這樣的寬鬆定義，使得原意嚴肅的法律，被轉化為懲罰基層「便民」、「通融」與「人情」行為的工具。
試問，一個清潔隊員送出報廢桌椅，所得不過幾塊錢，真的構成需要坐牢的重罪嗎？這樣的刑度與罪行是否對等？當法律無法分辨「有意圖的貪瀆」與「基於善意的行為」，這本身就是制度上的暴力。
三、雙重標準下的制度冷血：基層成為代罪羔羊
諷刺的是，當基層公務員因便民而「圖利」被判刑時，高階官員使用公務資源卻常常僅受內部行政處分。例如：
某院秘書長被揭發公務車載寵物，多數媒體與政府僅認定為「行政倫理」問題；
某部會高層長期違規使用辦公資源，被視為「不當使用」而非貪瀆行為。
相同的行為，在不同階層適用不同標準。基層被法律機械執行，嚴懲不赦；上位者則因社會資源、政治關係與話語權，往往全身而退。
這不僅破壞了法律的平等精神，更讓人質疑：我們的司法，是只懲罰弱者的工具嗎？
四、清廉不能沒有溫度，法治不能沒有人性
沒有人主張基層公務員可以濫用職權，法治社會中，規範與紀律是必要的。但法律的執行也需考量比例原則與實質正義。若一名員工在午休時間用公務機車買便當就被判貪污，是否已違反常理？
我們期待公務員守法，但也應該給予一定程度的「彈性空間」與「誠信信任」。若制度完全不容許基層依情境判斷，而是一律視為圖利與貪污，不僅使人心惶惶，更扼殺了行政現場的彈性與效率。
五、法條的修正與制度的補正：改革勢在必行
要讓《貪污治罪條例》重回其立法本意，我們需要做的包括：
明確區分「重大利益圖利」與「便民人情行為」：讓法律回歸打擊真正的貪污，而非獵巫式的追捕基層失誤。
引入「比例原則」、「動機審查」與「彈性裁量」制度：審判時不僅看形式構成，也應考慮行為動機、影響程度與自利程度。
建立「誠信免罰」條款與內部通報機制：若行為出於善意、未圖利自己，且當事人願意坦白通報，應考慮以教育、行政處分代替刑罰。
強化司法人員的教育與判斷訓練：讓法官、檢察官具備辨識基層執行困境的能力，避免機械式起訴與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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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語：我們要什麼樣的正義？
真正的正義，不只是形式的正確，而是對人性的體察與比例的拿捏。
民眾可以不贊成基層公務員送桌子、送香菸的做法，但你不能否認：他們不是貪官，也不是惡意犯罪者。他們只是身處制度夾縫、被迫做出現場判斷的普通人。
當整個社會只要求基層守法，卻對高層寬容；當法律只追求形式正義，而忽略實質公義；當「沒有貪污也會被判貪污」，我們就必須正視：制度出了問題。
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分辨惡意與善意、腐敗與失誤的法律制度；一個不只是懲罰違規，更懂得保護正直與良善的社會。
唯有如此，正義才不會只是特權階級的道具，而是全民可以信賴的承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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